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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合作政府被指投機心太強：財政遇問題才想起民資
PPP：“公私合作”進入快車道
PPP必須當成婚姻來做，而不是一場婚禮。但現實情況卻是，很多地方就是當婚禮來做——政府投機心理太強。也就是說，當財政遇到問題，風險越來越大，才想起民間資本，缺乏長期性
本刊記者/賀斌房屋信貸利率怎麼貸款比較會過件一胎房貸年息借貸增貸轉貸
9月29日，財政部公佈瞭第二批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示范項目的通知，預示著“公私合作”的PPP模式進入瞭快車道。相對於一年前公佈的PPP示范項目，此次公佈所涉及的范圍、推進力度超過以往。
可以看得出來，在“投融資體制改革”之外，決策層對推廣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寄意深遠。
2015年8月末，在北京三裡河東路附近的一個酒店裡，來自咨詢公司、財務、律師、技術等行業的專傢，正對全國各地上報的782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進行為期一周的封閉評審。
這次參與評審的項目分為水務、交通、市政、社會4個方面，包括醫療、養老、文化、教育、科技旅遊5個內容，每個小組5名專傢。他們評審的正是剛剛公佈的第二批206個PPP示范項目。
精挑細選示范項目
PPP模式是政府和社會資本在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領域建立的一種長期合作關系。通過向社會資本開放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可以拓寬城鎮化建設融資渠道，形成多元化、可持續的資金投入機制。因此，近年來，國傢大力推進PPP模式，發改委和財政部也先後出臺一系列政策，對PPP的各個環節進行明確和規范。
2014年11月末，財政部推出第一批PPP共30個示范項目，目的是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實施范例，充分發揮示范效應。
今年5月，發改委在其門戶網站開設PPP專欄，向社會推介PPP項目1043個，總投資1.97萬億元，項目范圍涵蓋水利設施、市政設施、交通設施、公共服務、資源環境等多個領域。
在中央示范項目帶動下，各地相繼推出試點項目，據統計，1年多來，中央和地方共推出PPP項目1860個，投資規模達到3.4萬億元。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落地簽約的項目僅2000多億元。
在這樣的尷尬中，財政部推出的第二批示范項目就必須要精挑細選，優中選優。因此，此次項目篩選和審查更為嚴格，僅定量評審中就包含8個方面的內容，包括報送的材料是否規范，實施的方案是否合理，地方財政可承受能力，項目是否具備采用PPP條件，可獲得融資能力，項目的實施進度，推廣示范的價值，以及化解地方存量債務的能力，是否有利於改善供給等。
此外，財政部還明確提出，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期限原則上不低於10年。對采用建設——移交(BT)方式的項目，通過保底承諾、回購安排等方式進行變相融資的項目，財政部將不予受理。
在層層關卡之下，大部分項目被無情淘汰。“因為硬傷，有40%的項目沒有進入最後的評審程序。”一位消息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9月29日，財政部公佈的第二批PPP示范項目顯示，最終入選項目共206個，總投資額達6589億元。
從項目類型上看，和第一批多以環保、交通、污水處理等經濟性基礎設施相比，此次的投資領域增加瞭許多社會類項目；從地域來看，第一批主要集中在華東、華北、東北等地區，而第二批則覆蓋28個省(市、自治區)，和寧波、廈門2個計劃單列市。其中，河南以41個項目，成為此番入圍項目最多的省份。
無益於緩解地方債務
值得註意的是，按照“能進能出”的示范項目管理要求，此次公佈示范項目的同時，將青島體育中心項目和膠州灣海底隧道一期項目、江蘇省昆山市現代有軌電車項目調出第一批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示范項目名單，原因是這些項目不具備繼續采取PPP模式的實施條件。
此次被調出的3個項目究竟屬於哪種原因還不得而知，但據中央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與政策研究院院長喬寶雲分析，部分地方政府對於PPP這一融資方式似乎並不是那麼積極，尤其是經濟較發達地區。
喬寶雲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從PPP產生的源頭來看，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自然產生的，由於市場有失靈的部分，政府也有失靈的部分，兩者各自將各自的優勢結合起來，從而產生更有效率的載體。但還有一種來源是為瞭緩解地方財政壓力，降低地方財政風險。“第一種是好中求好，是對既有制度的推進；第二種卻是因為沒轍瞭，隻是一個尋求解決方法的無奈之舉。”
喬寶雲認為，首先，必須承認PPP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需要大量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建設本身有回報，由政府和市場承擔。中國的PPP從設計來說，本身就承擔瞭緩解地方財政壓力，甚至降低地方財政風險的功能。比如對於融資平臺的處理，在地方債的設計時，就包括用PPP置換過去的融資平臺。從這個角度來看，肯定是利大於弊，過去的融資平臺太不規范，PPP要相對公開透明。
但他表示，“這個PPP和理想的PPP還有一段距離”。如果沒有融資平臺，沒有地方財政壓力，政府和社會資本一起，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一起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這是很理想的狀態。但現實是，地方政府在過去從事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程中，通過各種方式進行融資。原來預算法不允許地方政府舉債，直到新預算法出臺，地方政府才可以通過發放債券的方式舉債，但這就出現兩個問題，一是過去的存量債務怎麼處理？二是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地方政府怎麼辦？因此，PPP就成為瞭一個較好的融資方式。
一個良好的PPP要求政府和社會資本之間是平等的，因為要長期合作，如果沒有好的制度框架，將是很難實現。因此，越是政府治理水平高的地方，PPP成功的比例越高；反之越是政府治理水平相對落後的地方，PPP成功的比例越低。但當前的現實是，越是治理水平低的地方，越希望尋求一個載體來緩解財政壓力，並解決當前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而PPP則是這樣一個載體。
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在第二批示范項目中，一些大傢公認社會治理水平高的東部省份入圍項目極少，甚至出現缺席的情況。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這些地方財政壓力並不是那麼突出，融資方式也較多，將項目轉為PPP的需求也就沒有那麼迫切。
在國傢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投資研究所投資戰略研究室主任劉立峰看來， PPP必須當成婚姻來做，而不是一場婚禮，但現實情況卻是，很多地方就是當婚禮來做——政府投機心理太強。也就是說，財政遇到問題，風險越來越大，才想起民間資本，缺乏長期性。實際上，PPP並不能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從某種程度上看，隻是讓債務遞減，將債務順延瞭。因為按照規定，很多項目需要地方財政進行補貼，因此，債務從總量來講並沒有減少，甚至可能還會增加，特別是公益性項目，運營過程需要政府付費，所以，政府的支出責任並沒有減少。
公私博弈
除瞭部分地方的不積極，PPP也遭遇瞭社會資本的冷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近日一項針對11個省的PPP項目調研情況顯示，目前正在進行中的項目大部分是政府和國企，特別是和央企之間的合作，真正的社會資本極少。
“政企之間的不對等，是造成政熱企冷的最關鍵因素。”劉立峰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正是這種不對等，有的政府可以任意改變協議內容，加大瞭社會資本合作的風險。
社會資本不願介入的另一個原因是盈利預期的不同。劉立峰認為，目前部分地方的PPP項目缺乏理性，並非所有項目都適合PPP。比如，在縣一級建體育場，根本達不到能支撐企業盈利的使用量，盈利空間極其有限，企業自然不感興趣，而且一些地方政府更傾向於將投資回報低的公益性項目推給社會資本。這樣的錯位，自然備受冷遇。
此外，財政部提出，財政的可行性缺口補助和合理利潤率相關，目前的很多項目的收益率最多不超過8%。由此，設定利潤上限，也可能是難以吸引社會資本的原因。
而且，就算隻有8%的穩定收益，地方政府也未必能滿足這一預期，比如價格方面，市政基礎設施大多涉及價格，既要滿足社會公益需求，又要滿足市場化水平，對於政府來說是個兩難——片面壓低價格水平，就難以彌補成本，達不到收益平衡點。因此，盡管很多企業認為PPP是塊大蛋糕，有前景，但政策風險太大，隻能望而卻步。
劉立峰認為，地方政府不能以甩包袱的心態來做PPP，而是要有長期打算，靜下心和社會資本談，給對方相應回報，讓其有穩定的收益預期才行。即使政府補貼的財力有限，也應該在其他方面適當給社會資本一些利益，比如土地等。
在喬寶雲看來，一個企業能持續穩定地保持8%的利潤，其實已經相當可觀，但如果這樣的利潤還不能吸引社會資本進入，政府應該從自身找原因，可能是信用問題，也可能是治理能力出瞭問題。
“PPP的最終目的不僅僅是為瞭融資，更是為瞭倒逼政府改進自身的治理能力。”因此，喬寶雲建議，一是將PPP寫入中長期預算，對於各個時期的政府支出有較為長期的計劃；二是通過編制資產負債表，將政府的資產和負債公開。從短期來看，可能會對政府融資造成一定困難，但隻有面臨“破產”的壓力，政府才會更下力氣去發展經濟。
掌握好推出的節奏
PPP要發展毋庸置疑，但究竟要怎麼做？不到一年時間，財政部推出兩批8000多億的示范項目，發改委推出近兩萬億項目，這樣的節奏是否過快？
在劉立峰看來，現在的攤子鋪得過大瞭，“各地一擁而上，不分層級，也不分部門，這是不理性的”。畢竟中國那麼大，發展不均衡，省和縣做PPP，東部和西部做PPP，效果都會不一樣。但是他也同時表示，要判定是否推得太快，還得靠時間來檢驗。比如英國撒切爾時代搞的國企改革，從推進私有化到現在已有30多年，但還是出現很多問題。目前，中國的市場經濟並不健全，還有許多需要改革的地方，更需要積極和穩步推進。
就在公佈第二批示范項目的同時，財政部又發放瞭一個大禮包，推出1800億的PPP融資基金，盡管具體操作細則尚未公佈，但從此前的信息來看，將優先支持符合條件的示范項目。對此，喬寶雲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很多國傢都設有PPP融資基金，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功能，可以作為母基金，在示范中作為“學費”，也可以在未來參與到某個項目的合作中。
他認為，示范就是“教”和“管”的過程，正如孩子的成長一樣，必須有這個過程，手把手教他去做，然後才能學會。但是，最終目的不是“教”和“管”，而是讓他擁有能力，獨立面對問題和困難。
“現在中國基本還是‘管’和‘教’的階段，通過示范這種方法，讓地方政府嘗嘗甜頭，讓他們知道什麼樣的行為符合規則，能夠得到收益，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喬寶雲說。從國際上說，公私合作是市場產生的自發行為，財政部門隻要控制風險就好，這應該是適當的節奏。但在中國，現在政府和社會資本之間還沒有擦出火花，財政部門隻能既防范風險，又給激勵機制。所以現在還不能輕易判斷節奏是快還是慢。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有合適的PPP項目，能更快地將不規范的融資平臺置換掉，那將是越快越好。而如果隻是為瞭上新的項目搞PPP，造成新的投資沖動，那就值得警惕。“無論如何，隻要能比過去好一點，那就挺理想瞭。”喬寶雲說。
發展PPP切勿急功近利
——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魏加寧
“對PPP項目冷熱不均的根本原因可能在於部門利益，其中一個較為突出的因素就是人事制度。如果在自己主管的領域引入瞭社會資本以後，主管部門就有可能喪失對下屬企事業單位主要領導的人事任命權，從而切斷瞭一些幹部的‘退路’，因此阻力較大。”
本刊記者/賀斌
啟動PPP項目近一年時間，中央和地方共推PPP項目達1860個，投資規模達3.4萬億元。相對於如此龐大的投資規模，一年多的實施情況卻並不盡如人意。
2015年8月，作為直屬中國國務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多個省市的PPP政策本身以及實施效果進行第三方評估。
參與考察評估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魏加寧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坦承，PPP項目存在著明顯的冷熱不均的現象，地方政府與社會資本在追求目標和風險分佈上還存在著錯位現象。“推進PPP，既不能急於求成，也不能停滯不前，更不能知難而退。”
冷熱不均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麼會開展這次調研？主要考察瞭哪些省市？
魏加寧：這次調研考察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遵照上級指示組織實施的一次對PPP進行的第三方評估。主要目的是想看一看新一屆政府陸續出臺的一系列有關PPP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政策效果，當然也包括對政策本身的評估。我負責帶其中一組，兩個星期裡跑瞭四川、廣東、湖南和寧夏4個省區，東中西部都有。其他還有兩個組，也跑瞭一些省市，一共大約跑瞭11個省份。
中國新聞周刊：從調研的情況來看，中國的PPP存在哪些問題？
魏加寧：從調研情況來看，全國存在著明顯的冷熱不均的現象。大體上是，從政府層級來看，基本上是上熱下冷；從政府部門來看，基本上是發改、財政部門熱，其他行業主管部門比較冷；從企業來看，基本上是國有企業熱，民營企業冷；從金融機構來看，國開行很熱，其他行比較冷；從中介機構來看，律師事務所、咨詢機構比較熱，其他中介機構比較冷；從地區來看，大體上是中東部比較熱，西北部比較冷。
另外，基礎設施項目比較熱，公共服務方面相對較冷；大項目比較熱，小項目比較冷；對前期建設比較熱，對後期運營比較冷；並且，對於融資方式比較熱，而對於治理方面的改革則比較冷。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麼PPP會出現這種冷熱不均現象？
魏加寧：我個人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從政府層級來看，基本上是上熱下冷。PPP工作原本主要是市級政府和企業之間的事情，但現在是上級政府比下級政府要著急得多。於是，中央政府又是派督查組，又是搞第三方評估，恨不得立竿見影。但是基層政府則由於政府層級過多，部門之間政策不協調，以及缺乏相關人才和運作經驗等原因，想熱也熱不起來。
從中央部門來看，基本上是發改、財政部門比較熱，其他行業主管部門則相對比較冷。在中央政府明確表示大力推廣PPP模式之後，國傢發改委和財政部兩部門積極響應，先後以“指導意見”“實施意見”和“通知”等形式，或單獨或聯合下發瞭多項政策文件。此外，國傢發改委和財政部還各自建立瞭項目庫或推出示范項目，其中，國傢發改委公佈的PPP項目庫涉及1043個項目，投資規模達1.97萬億元；財政部推出的首批示范項目30項，總投資約1800億元。但與之相比，其他行業主管部門對PPP的反應則較為冷淡。
我認為對PPP項目冷熱不均的根本原因可能還在於部門利益，其中一個較為突出的因素就是人事制度。如果在自己主管的領域引入瞭社會資本以後，主管部門就有可能喪失對下屬企事業單位主要領導的人事任命權，從而切斷瞭一些幹部的“退路”車貸利息算法信貸年息，因此阻力較大。
從地區來看，當前，在對待PPP的態度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中東部熱，西北部冷的格局。一方面，由於中東部地區經濟規模、政府財政狀況、市場化程度等方面相對較好，社會資本的實力比較強。與之相比，西北部地區地方政府財力不足，更多依靠中央政府轉移支付，市場化程度較低，社會資本的實力不足。另一方面，PPP模式本身和市場化發行地方債一樣，存在明顯的“馬太效應”，不利於縮小地區差距。因此，我認為，西北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還是應當更多地依靠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和政策性銀行的資金扶持。
中國新聞周刊：從調研情況來看，目前已經開展的PPP項目是否達到瞭預期效果？
魏加寧：我個人認為，從目前情況來看，離真正意義上的PPP模式還有一定的距離。
首先，從參與的社會資本角度，目前在各地推出的PPP項目中，作為“社會資本”參與PPP項目的代表方基本上還是中央國企、地方國企和融資平臺，真正的純民營資本實際上寥寥無幾。
其次，從項目領域角度，在已推介的PPP項目中，絕大多數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而公共服務領域的項目比例相對較低。從國傢發改委PPP項目庫領域分佈來看，在1043個項目中，公共服務領域的項目僅有266個，約占全部項目總量的26%。從財政部推廣的首批30個PPP示范項目來看，涉及醫療、教育、養老、環保四大需求的PPP項目僅有3個(環境綜合治理2個、醫療1個)，占比僅為10%。
再次，從項目規模的角度看，各級政府在篩選PPP項目時，存在重視大型項目，輕視小型項目的傾向。比如在東部某省PPP項目庫中，158個項目的平均投資規模為21.4億元，其中低於1億元投資規模的項目有40個，占全部投資項目總數的25.32%，低於5000萬元投資規模的項目有19個，占全部投資項目總數的12.03%；在西部某省，705個項目的平均投資規模為5.56億元，其中低於1億元投資規模的項目有273個，占全部投資項目總數的38.72%，低於5000萬元投資規模的項目有166個，占全部投資項目總數的23.55%。
此外，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社會資本，在參與PPP項目時仍然將關註重點放在瞭項目的前期建設上，而對於PPP項目的後期運營則缺乏足夠的興趣。從地方政府來看，由於受到“穩增長”的壓力，以及上級政府的任務攤派，因此隻註重當前的短期效應，對於項目的建設施工給予瞭更多的關註。從社會資本來看，由於依然存在著“賺快錢”的心理，隻想從前期的工程建設中盡快獲得利潤回報和現金流，而對於項目後期的運營和維護則不感興趣，因此想方設法與地方政府簽署回購協議或補貼協議，設法將後期運營風險轉移給地方政府。
而更重要的是，我個人認為，PPP的本質在於通過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的合作，來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提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這就需要各級政府從各個方面來全方位推進治理體系改革和提高治理能力。
但是從目前情況看，大部分地方政府卻僅僅把PPP模式視為一種新的融資模式，作為對地方融資平臺的替代融資工具，而對於PPP在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改革政府治理體系、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和重要意義缺乏足夠的認識。隻想“穿新鞋，走老路”，根本不想推進政府自身的改革。這就有可能使得PPP模式僅僅淪為一種融資方式，而非治理模式，從而在追求目標和實際意義上打瞭折扣。
還需官民雙方共同努力
中國新聞周刊：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魏加寧：從實地調研來看，我認為，當前在推進PPP過程中，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在追求目標上存在著嚴重錯位。一方面，那些財政狀況比較好的地方政府，對推進PPP項目的積極性不高，但恰恰是財政狀況較好的地方政府，企業才敢與之進行合作搞PPP。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投資回報慢、回報率低的項目，地方政府才想采用PPP方式來吸引社會資本投資，而隻有那些投資回報快、回報率高的項目，企業才會有積極性，因此雙方之間存在著較大的距離。
另外，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在風險分佈上也存在著嚴重的錯位現象。在實際工作中，政府投資項目轉為PPP項目之後，審批手續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加復雜瞭，能否獲得批準的不確定性反而增大，嚴重影響瞭社會資本參與PPP項目的積極性。並且，PPP的核心原理是風險共擔，但在推進PPP的實際工作中，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雙方都想在推進PPP的過程中將風險轉嫁給對方，政府方面推進PPP的基本想法是減輕政府債務風險；而企業方面則謀求通過政府回購、財政補貼等方式對風險進行兜底。由於合作雙方都不想承擔任何風險，致使雙方很難談到一起。
此外，由於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不合理，一些PPP項目往往是由地方政府與社會資本進行合作，但是定價權卻掌握在中央政府主管部門手中，中央政府的職能越位導致基層雙方決策風險增大。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這種錯位根源是什麼？
魏加寧：從政府方面，確實存在著組織結構扭曲、基本理念缺失等問題。
首先，由於中央政府缺乏一套統一、高效的PPP組織管理架構，國傢發改委和財政部都在試圖主導PPP的推進工作，兩部委頻繁下達各自的紅頭文件，建立各自的PPP項目庫，致使地方政府感到無房貸信貸信貸房貸年息借貸增貸轉貸所適從。比如在省級政府，有的地方由發改部門主導，有的地方由財政部門主導，還有的地方尚不知所措，從調研的多數省份來看是由財政系統主導。然而到瞭市級政府，PPP的領導工作又大多回到瞭發改系統。上下主管部門的不一致，造成瞭部門之間政策不一致，協調工作難度加大。
其次，PPP的基本理念強調“三大意識”，即：平等意識，法治意識和契約意識。然而，從平等意識來看，長期以來，政府對企業從來都是居高臨下。目前，隻有行政等級更高的國有企業(主要是央企)才有可能與地方政府進行較為平等的談判和合作，而民營企業，甚至連地方國企在同地方政府談判中都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從法治意識來看，由於地方政府的主要領導存在著換屆問題，因此民營企業大多擔心地方政府換屆以後“人走茶涼”。所以，推進PPP需要的是法治保障，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許諾。從契約意識來看，由於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紅頭文件往往高於法律文件和契約合同。因此，地方政府常常以上級政府政策有變為理由而單方面終止合同或隨意修改合同條款。
從社會資本方面，則存在著投資回報錯配的問題。首先，在國有企業仍然大量存在於競爭性領域，繼續與民爭利、謀取暴利的情況下，試圖讓民間資本進入到薄利、微利甚至是無利可圖的準公益性領域，純屬資本屬性的嚴重錯配，也是政府的一廂情願，這恐怕是當前PPP推進效果不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其次，隨著經濟增速不斷下行，投資回報率也已經由高回報轉向低回報，前期盈利性較好且現金流充沛的項目已經基本完成，但由於社會資本對於高回報的期待仍然停留在高速增長時期，故而對盈利空間不大、回收周期過長、經濟效益較低的準公益性項目積極性不高。
再次，當前社會資本投資大多依靠銀行借貸，然而在融資價格“雙軌制”的情況下，民營企業融資的成本要明顯高於國有企業，因此，把以往的政府投資轉變為PPP項目，由民間資本進行融資時，融資成本就會出現不降反升的局面，導致民間資本積極性不高。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要解決這些問題，合作雙方應當如何應對？
魏加寧：首先，中央政府要把握好“穩增長”與“防風險”之間的平衡。目前，發改部門著急推PPP為的是“穩增長”，財政部門著急推PPP為的是“防風險”。一個優先考慮的是分母，是GDP；一個優先考慮的是分子，是債務。推進PPP，一方面可以在減輕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的長期發展；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在推進過程中操之過急，不顧實際情況自上而下去“逼婚”，尤其是如果政府依然控制著服務對象(比如說國有企業)和服務價格的話，就有可能形成新的隱性債務風險，對長期發展不利。
其次，地方政府要把握好投資者與老百姓之間的平衡，既要給投資者提供合理的盈利空間，又不能將成本過度轉嫁給老百姓，在兩者之間要達到合理的利益平衡，實現互利共贏。
再次，社會資本要把握好收益性和公益性之間的平衡，既要保證合理的投資回報，又不能試圖謀取暴利從而影響到項目的公益性。
此外，作為最關鍵的一環，金融機構也要把握好傳統模式與金融創新之間的平衡。金融機構既不能在原有的融資模式上固步自封，也不能盲目去搞所謂的“金融創新”而加大未來的風險；金融機構要積極穩妥地為各類PPP項目提供更加優質、更加便捷和更加安全的融資服務。
總而言之，我認為，首先，對PPP“穩增長”的作用不能期望過大，但是也要看到其對“促改革”的作用確實十分巨大，而且應當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其次，對PPP的短期作用也不能期望過大，但是也要看到PPP對經濟長期發展的影響確實十分巨大，可以為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打下良好基礎。此外，對PPP的融資作用不能期望過大，但是也要看到，PPP對於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的作用確實十分巨大。因此，當前推進PPP，既不能急於求成，急功近利，也不能停滯不前，更不能知難而退。
新聞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1030/1632236335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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